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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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辅导员的心声
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
（八）
文：曲建武
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奋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我坚定地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但是，凭着我的“政治经验”，我想也一定会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不怀好意地利用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借题发挥，矛头转向，散布谣言，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党的领导进行歪曲。
对此，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朋友们，战胜“病毒”之后，还面临着择业这样现实的问题。大家的思想一定要统一到党的领导上来，必须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
这些天，我又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一系列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有关史料，从另一个视角对当下的抗击“病毒”战役进行深思。从今天开始，我把我的深思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为主题分多期推送给大家。
第
8
则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联合，这是主流的方面；但是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根本方针。从共产党来说，是想建立联合政府，从国民党来说，是想建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1944年5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便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在西安、重庆多次会谈。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抗日根据地的民族权利，承认扩编中共领导的军队，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给民主党派以合法的地位。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毫无结果。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大会十分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联合民主政府。大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
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就使党的路线方针的顺利贯彻有了根本的保证。（《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第263页）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一心想“独裁”、想打“内战”，但是一方面受到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压力，另方面又因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如果完成在内战前线的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便不得不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谈判。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是在“将军”。如果谈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5年8月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放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章士钊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也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
比如，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桂园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蒋介石也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云：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战尚休。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国共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诺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蒋介石再要发动战争，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协议”的达成，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这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哪有一点“和平”的诚意，一心就是要实行“独裁”统治。旧中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垄断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他们到底有多少钱？史学界现在也是无法搞个准确的数字。
讲这样一件事，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是宋美龄的哥哥。说国民党统治几乎就是家族统治实不为过。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及其狭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
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中国的。曾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直白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国民党“愈来愈流露出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一切。”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怎么能“舍得”把“肥肉”分给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呢？蒋介石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该来的还是来了。蒋介石挑起了内战。
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制的《剿匪手册》；自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两个月间，有30座解放区城市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将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和！和！和！毛泽东心中始终想得是民族大义、人民利益。
国共对立期间，蒋介石曾三度派兵要挖断毛家龙脉，被毛氏当地族人巧妙地保护下来。反“围剿”时期，蒋介石悬赏25万大洋，要买毛泽东的头颅。溪口解放后，毛泽东要求蒋介石的祖坟一草一木不能动。
“文革”期间，如此混乱，毛泽东让周恩来一定保护好蒋介石的祖坟，毛泽东要“等”蒋介石回来。
以“三大战役”结束为标志，内战的大结局已经历史地纪录在那里了。
辽沈战役
2020年 2 月 2 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5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比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提供情报和做傅的工作）。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第263页）
按照军事理论讲，国民党战胜共产党不应当有怎么问题。这也是蒋介石敢打内战的“底气”。国民党都是正规军、装备现代、有800万人；共产党都是“土八路”、小米加步枪、200万人。为什么多的打不过少的？装备好的打不过装备差的？（这里应当谈到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了，我准备专门来谈）中国的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素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就像哥俩打起来了。国民党里边没有军事人才？共产党里边料事如神？战争有装备、指挥、人员多少的问题，但是对“内战”来说，还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也就是人民群众跟谁走的问题。我去过“黄埔军校”参观，“黄埔军校”就是为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毛泽东看得最明白：武器是战争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上面提到的傅作义，是军事庸才？傅作义和蒋介石是“铁哥们”，傅作义看清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想成为民族罪人，弃暗投明了。
这里还是例举一下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共产党建立的解放区，实行新的土地政策，还地与民。
毛泽东要求解放区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他说：“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一个重大的、也可以说是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也是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它又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但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故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作了改变。它还规定：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这样就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同由政府颁布法令、支持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土改运动得以彻底地进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人民群众真正地有了共产党是他们的“主心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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